老板：你为什么没在工作？

员工：没事情做。

(资料图)

老板：好吧，你应该假装在工作的。

员工：嘿，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要不你假装看到了我在工作，毕竟你收入比我高。

——比尔·希克斯喜剧节目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提出“游戏即相信虚幻”理论。他认为，人类发明游戏，发明消遣活动，与婴儿发现自己移动铅笔的能力后会感到开心，完全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我们想要施展自己的能力，这本身就是目的。游戏并非真实，这一点不仅仅没有降低其魅力，事实上，恰恰是这种非真实性，使其平添了又一层吸引力。格鲁斯表示（这里他借助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观点），这便是自由之所在。（席勒主张，创造艺术的欲望不过是人们渴望游戏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自由本身的实践。）自由就是，因为我们编得出故事，所以我们就去编故事。

事实上，所有拿过工资上过班的人对这一点都深有感触：那些在密切监视下工作过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工作中最令人恼怒、最令人发狂的一点便是“假装工作”。工作是有目标的，或者说本该是有目标的。因为你必须在工作，所以你被迫假装在工作，这种感觉令人备受屈辱，因为此时，之所以需要你工作，很自然地，纯粹是因为你可以工作。如果说游戏时“相信虚幻”是人类自由最彻底的表达，那么工作时被迫“相信虚假”便是人类不自由最为极致的体现。

因此也就毫不奇怪，纵观历史，囚犯和奴隶（很多时候有重叠）这两类不自由的人群是下述看法最早的印证：属于某些类别的人群必须让他们一直工作，哪怕其实没有事情需要做，而且为了让他们一直工作，得生生编造出工作来让他们忙活。

“生编硬造的工作”

虽然不大可能，但如果能写一部“生编硬造工作史”应该会很有趣：看看到底是从何时起，又是在何种情况下，“游手好闲”开始被视作问题甚至是罪恶的。我还没发现有什么人尝试着手研究这个的。不管怎样，我们手头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显示出，那些“生编硬造工作”从历史上来看还是新出现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人们都认为正常的工作模式就是有规律地一阵猛干，然后休息，恢复之后进入新一轮猛干。

比如，农活正是如此：农忙时期，调动所有人手，全力投入；农闲时期，大部分时候人们的工作就是些照料和修修补补的活儿，偶尔有些小工程，其余便是到处闲逛了。可是哪怕是盖房子或准备宴席这类日常工作，基本上也遵循此类工作模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逼着他们采取行动，“懒散一学期，考前突击，考完又彻底松懈下来”（我喜欢用“间歇性歇斯底里”来称呼这种学习模式）这种学生常见的学习方式恰恰沿袭了人类一直以来的工作模式。

有些学生的这种“间歇性歇斯底里”甚至严重到夸张的地步。不过好学生会想出方法来对抗这种模式，找到相对比较合适的学习节奏。不仅放任自由的时候，人类倾向于这种工作模式，而且有人逼他们改变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改变。没有证据显示有人逼着，效率和生产率就会提高，通常情况下，结果恰恰相反。

显然，有些事情比较戏剧化，需要在剧烈、疯狂的活动和相对缓和的活动中交替前行，而且也一直都是如此。比如，狩猎较之于采集蔬菜更费时费力，尽管采集蔬菜是随季节零星发生的。再比如，盖房子较之于打扫房子，前者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正如这些例子所暗示的，在大部分人类社会，男性更倾向于去尝试（并往往成功）垄断那些更刺激、更激烈的工作，比如，他们会放火烧树林获取种植的土地，如果可以，他们还会分派女性去从事那些更单调、更耗时的工作，比如除草。我们可以这么说，男性往往会争夺那类日后可以作为谈资的工作，然后再分派女性去做那些听你侃侃而谈时可以做的工作。

一个社会越是父权化，男性越是有压制女性的权力，上述情况发生的概率就越高。类似的模式也会出现在那种某个群体明显压过另一个群体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例外。封建领主要么不做事，一旦做事就是去打仗。他们的生活在浴血奋战和安逸懒散之间来回切换。农民和仆人的工作显然要规律得多。但哪怕是农民和仆人，他们的工作安排也远没有现代人“朝九晚五”那么有规律、那么严格。中世纪时期的农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每年都会有20~30天的时间需要从天亮忙到天黑，但其余的日子每天也就工作几个小时，遇上宗教节日，更是完全不需要工作，而且宗教节日并不少。

为什么他们的工作时间如此没有规律？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人监督他们工作。不仅中世纪封建社会如此，在现代工作环境出现以前，大部分工作都是这种状态。哪怕工作分配极不平等，情况亦是如此。如果底层员工完成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上层的管理者就不觉得自己需要费心去搞清楚下属具体的工作量。性别关系也能清晰地印证上述情况。

一个社会父权化程度越高，男性和女性越是隔离，男性就越不清楚女性的工作情况。若是女性不见了，男性自然也不大可能替代她们去完成她们的工作。（与此形成对比，女性往往很清楚男性的工作内容，因此男性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消失，女性是能够从容应对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经常出现一种情况：虽然某社会中大量男性因战争或贸易需要长期离开，但这个社会的生活并没有怎么被打乱。）

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工作若是有人监管，那监管的人同样也会是女性。现在我们发现，当时有这样一个观念：不同于男性，女性必须始终保持忙碌的状态。“懒惰的手指为恶魔织毛衣。”我的波兰曾祖母当年曾这么告诫她的女儿。但是这类传统说教跟现代“有时间瘫着不动，就有时间起来干活”有着很大的区别。曾祖母这句告诫暗含的意思并不是“你应当去工作”，而是“你不应当做其他事情”。本质上，曾祖母其实想说，波兰犹太社区里的任何一名少女若是不忙于编织，那么她就有时间去做其他可能引起麻烦的事情。类似地，我们偶尔能看到19世纪美国南部大农场主或加勒比地区大农场主撰写的警言。

从这些警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哪怕是硬生生造些活儿出来，也必须让奴隶始终保持忙碌的状态，这比让他们在农闲的时候无所事事要好。他们给出的理由永远都是：如果奴隶拥有了空闲的时间，他们就可能开始密谋逃跑或叛乱。

“花钱买他人时间”

这跟现代社会“你现在的时间是我的，我花钱不是养闲人的”这样的道德训斥有很大不同。这种话是雇用者感到自己被抢劫了以后说出的侮辱性言论。员工的时间不是员工自己的，员工的时间属于支付工资的老板。员工如果没有在工作，那他其实就是在抢劫老板，因为为了换取员工的工作，老板已经支付了不少费用（或者起码承诺了在一段时间后支付费用）。根据这个逻辑，懒散本身并不危险，偷窃才是问题所在。

对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一下。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可以被另一个人买走这个想法事实上相当诡异。纵观历史，大部分人类社会都没有想到过这样的情况。正如伟大的古典主义者摩西·芬利指出的，如果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看到一个制陶工人，他们能够想到的可能性是花钱购买制陶工人的陶器，他们也能想到直接把制陶工人买回家（在当时，买奴隶回家是很日常的操作）。

但如果你告诉这个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他们还可以购买制陶工人的时间，那他们一定会很困惑。正如芬利所说，购买他人时间这个概念起码需要经历两次观念跳跃才能理解，这对当时最为老练的古罗马法学家而言都是很难理解的：首先，要把制陶工人工作的能力，即他的“劳动力”，同制陶工人本身分离开来；其次，要想办法把劳动力倒进统一的“时间容器”中（时间容器可能装的是小时，可能是天数，也可能是单位轮班时间），以供人们用现金购买。

对普通的雅典人或者罗马人而言，这样的概念可能显得很奇怪、有异国情调，甚至很神秘。怎么可以购买时间呢？时间是抽象概念啊！他们最多能够理解的方式是以租的方式，把制陶工人带回家，做特定一段时间的奴隶，比如一天。在这段时间中，制陶工人跟其他奴隶一样，必须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事。但他们是找不到愿意接受这种安排的制陶工人的。因为成为奴隶，就意味着丧失个人的自由意志，成为他人的工具，哪怕只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这也是一个人可能经历的最为耻辱的事情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古代“拿工资干活”的案例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原本就是奴隶的那些人身上，比如，制陶奴隶跟他的奴隶主商定，去专门的制陶厂干活，拿回来工资后，一半分给主人，一半自己留着。偶尔也会有奴隶承接自由的合同工作，比如在码头做搬运工。自由的男人和女人是不会接受合同工作的。这样的模式直到相当近代后才有所改变。虽然在中世纪已经出现了“拿工资干活”的模式，但仅限于威尼斯、马六甲、桑给巴尔等商贸港口城市，而且在那里干活的劳工几乎都是被迫的。

那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为何民主国家的自由公民会觉得把自己出租出去、拿工资干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为何老板发现员工拿着“老板的时间”做其他事情会暴跳如雷？

首先，人类理解时间的方式有了变化。很长时间以来，人类通过观测天空，观测那些有着确切可预测规律的天体事件，了解和熟悉了绝对时间或恒星时（sidereal time）的概念。然而天空往往被视作完美的理想世界。牧师和僧侣或许会根据天体时间来安排组织自己的生活，但是地球上的生活往往要混乱许多。天空之下，并没有什么可以遵循的绝对时间衡量方式。

举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从黎明到黄昏有12个小时，那么在不知道具体季节的情况下，说一个地方有3个小时的路程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冬季的白天只有夏季白天的一半长。我在马达加斯加的时候，发现当地村民（他们基本用不着时钟）依然用从前的方式来描述距离，他们会说去某村需要煮两锅饭的时间。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会说某事情需要花费“念三遍主祷文”那么久的时间，或者需要“煮两次鸡蛋”的时间。这种情况极其普遍。在没有时钟的地方，人们用行为来测量时间，而不是用时间去测量行为。关于这个主题，人类学家E.E.埃文斯—普里查德有一个经典的说法，这是他在谈论努尔人（the Nuer，东非一个游牧民族）时说的一段话：

努尔人没有表示“时间”的词语，因此他们没办法像我们那样认为时间可以流逝，可以浪费，可以节省，不会像谈论某件实物那样谈论时间。我觉得他们没有经历过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也不需要给每件事配上一段抽象的时间。因为他们生活的参照系就是活动本身，这些活动的节奏往往也比较舒缓。事情一件一件做，安排合理，没有抽象的时间系统掌控他们。生活中，他们没有需要严格遵循的独立参照系。幸运的努尔人！

时间并不是衡量工作的坐标，因为工作本身就是坐标。

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1967年就现代时间观的起源问题写过一篇名为《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杰出文章。汤普森表示，道德和技术同时发生了变化，两者相互促进。14世纪，大部分欧洲城镇已经拥有了钟楼（通常是由当地商人协会提议和出资建造的），后来开始在办公桌上摆放头盖骨来提醒自己“凡人皆有一死”的也正是这帮商人。他们通过这个方式来提醒自己要珍惜时间，因为时钟每敲响一次，就意味着他们离死亡更进一步。

时钟乃至后来的怀表走入家家户户则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很大程度上与18世纪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同期发生。但是一经普及，由时钟带来的理念就一并在中产阶级家庭扩散开来。恒星时，这个由天体决定的绝对时间，就这么进入了尘世，并开始控制管理人类的日常事务，哪怕是最私人的小事。然而时间既是确定的坐标，也是一种资产。时钟鼓励所有人都以中世纪商人的方式去看待时间：时间成了一份有限的资产，需要像对待金钱那样细细规划预算，小心支配。此外，新技术使所有人的时间都可以按照统一的单位进行切割，可以用钱购买，也可以卖掉换钱。

当时间可以换钱之后，我们开始使用“花费”这个词来搭配它，而不仅仅使用“流逝”。同时，我们还拥有了“浪费时间”“打发时间”“节约时间”“延误时间”“与时间赛跑”等说法。清教、卫理公会、福音派新教的布道者很快就开始教导信徒要“精打细算着使用时间”。

布道者提出，对时间的合理规划和使用正是道德的本质。工厂开始使用时钟；工人上下班开始需要打卡；教导穷人家庭的孩子遵守纪律和养成时间观念的慈善公益学校，开始让位于公立学校系统。在公立学校系统中，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齐聚一堂，听着钟声起床，听着钟声上下课。每一小时，钟声都会响起，然后学生开始从这个教室挪到那个教室。学校里的这种安排自觉地为孩子将来能够适应工厂工作的节奏做好了准备。

现代工作纪律和资本主义监督手段也有它们自己的奇怪发展历史。这些最初产生于商船和殖民地大庄园的控制手段，被延伸到了欧洲各国国内的穷苦劳工身上。不管是工作纪律还是资本主义监督手段，正是这个全新的时间观念使得一切成为可能。

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全新的时间观不仅仅是技术变革，同时还是道德变革。对此，人们常常将之归结于清教徒的习俗和教义。当然，清教徒的习俗和教义肯定与这些变革脱不了关系，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加尔文派禁欲主义中较为激进的分支，正是这种全新时间观的极致体现。这种全新的时间观，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席卷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中产阶级群体，重塑了他们对时间的感悟。因此，18—19世纪，从英国开始，旧有的那种松散随意的、忙闲交替的工作方式越来越被视作一个社会问题。中产阶级开始觉得，穷人之所以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够自律，没有时间观念，他们对待时间非常随性，不计后果，就跟他们对待金钱一样，动不动就把钱输光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开始采用同样的说法来对抗他们面临的糟糕处境。早期的工厂很多都不允许工人自带钟表，因为老板经常会在工厂的钟表上做手脚。不过很快，工人开始和老板就时薪展开争论，要求合同里写清楚工作时长，要求加班费，要求加班时拿到1.5倍的费用，要求每天只工作12小时，直至要求8小时工作制。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自由时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正是这个行为，潜移默化地加强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当工人“开始进入上班时间”，他的时间就确确实实属于老板了，老板“买”下了他的上班时间。这些工人的曾祖父母辈若是知道以后会出现这样的观念，肯定会暴跳如雷。在祖先眼中，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曾生活过的大部分人眼中，这种说法都是完全无法接受、荒谬离谱的。

本文摘编自《毫无意义的工作》作者：大卫·格雷伯 著，36氪经授权发布。

书名：《毫无意义的工作》作者：[美] 大卫·格雷伯 著，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师承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出版有《债：5000年债务史》，受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高度赞誉。